携一束微光亮星河！对话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、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副主任医师文雯

“你知道作为医生最痛苦的是什么吗？是面对患者时不得不说：你这病治不了，退号吧。”过去，超过12岁的弱视患者往往“无药可救”，每当看到弱视患者和家属绝望的眼神，文雯也会难过，但她并不甘心，近十年来，她带领团队研发出成人弱视治疗平台和设备，有望突破大龄儿童及成人弱视患者的治疗瓶颈。

“戴上这副AR眼镜，患者能一边接受视力康复训练，一边正常阅读、看电脑，甚至做家务，依从性非常好。”提到疗效，文雯眼里有光。“随访显示，80%的患者训练半年后视力平均提高2行（视力表）以上，效果最好的1个月后视力从0.5提高到1.0，基本恢复正常水平。感谢患者对我们的信任,现在有100名患者正排队等待治疗。”今年，这套AR设备转化量产，目前正在申请医疗器械证，不久后走向市场，将为更多弱视患者带来光明。

十年一剑，微光成炬，照进黑暗，点亮星河。2023年，这位85后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副主任医师，凭借这套治疗成人弱视的“增强现实视觉诊疗设备”，摘得“春昇杯”医学创新人才大赛成长组三等奖；2024年，荣获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（竞赛专项表彰）。而她却依旧保持谦卑，将目光瞄准更远的未来。“我们领域有三大疾病有待突破——成人弱视、眼球震颤和旁中心注视。成人弱视我们花了10年来攻关，我还有20年退休，后面两个疾病我希望在未来20年跟团队一起努力，到退休时就无憾了，”她坦言，“我的成就感来自疾病的突破，临床实验最得感谢病人的充分信任和无私支持，我常常被他们治愈。”

十年一剑追逐光明

记者：为何12岁以后，弱视就很难治了？

文雯：弱视并不仅仅是眼睛出了问题，而是和患者的脑发育不良有关。人类80%的感知觉均经由视觉信息获取,视觉系统从出生到成熟，有一个漫长的发育过程。婴儿刚出生时只能看到光，直到6岁，视力才慢慢发育到1.0。如果视觉环境在6岁之前发生改变，比如因屈光参差、斜视等因素阻止光线进入，婴幼儿获得不恰当的视觉经验，便会引起视力发育异常，不及时干预，一旦超过12岁，就很难再刺激大脑视觉细胞发育，弱视便会发生。

传统治疗方法对大龄儿童及成人弱视的效果不理想，弱视患者会出现明显的疗效年龄断层。12岁以上的患者因传统治疗效果不佳,临床上大多放弃治疗，这部分人群仅国内就有3000多万。很多人因此产生自卑心理，择业困难，生活质量下滑。有位姑娘13岁时才发现弱视，跑了多家医院，都说她年纪大了，治不好了。上大学时，她去面试空乘专业，因为弱视被拒。她刚来时右眼视力才0.2，训练3个月后达到0.5。这样的例子有很多，我们收到不少患者的感谢信，很受鼓舞。

记者：突破这个疾病的契机在哪里？

文雯：我一直很幸运，一路遇到很多业内大神和给予我巨大帮助的老师们，在科研关键时刻，给我指引和灵感。读博时，导师孙兴怀教授把我送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心理系，专门学习脑认知，这个理念十分超前。在那里，我师从知名的认知科学家何生教授和张朋教授，他们对科学的热爱、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，深深感染了我。我的脑科学研究思维方法，都是在那一年半里养成的。

回国后，我们在医院搭建3T MRI视觉研究平台，开始探索斜弱视的脑损伤机制。2013年，首个提出弱视损伤“双机制”，并衍生出视觉训练新理念。但是，怎么将这项研究成果用于临床治疗呢？在与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张朋教授的一次学术讨论中,我们碰撞出新灵感，利用超轻量增强现实显示技术与头戴式眼镜结构，进行实时图像处理参数个性化设置，搭载基于脑机制的训练模式，形成与现实世界中环境一致的立体视觉体验。之前眼科界公认的瓶颈，终于在大脑上找到了治疗“开关”，我们在“脑机接口”领域迈出突破性一步。

2017年，一代设备雏形问世，团队在美国ARVO上做了大会报道，受到瞩目。2023年，二代设备升级为AR眼镜，更轻便好用，患者周一到周五每天佩戴2个小时，训练的同时不影响生活，效果很好。经AR双眼视觉训练3个月后，最佳矫正视力平均提高2行。

科研写在临床一线

记者：您在斜弱视和小儿眼科等医工交叉领域，成果丰硕，从一名临床医生走向临床科学家，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分享？

文雯：临床医生搞科研，好的平台至关重要。医院领导高屋建瓴，大手笔建立专病中心，让我们围绕亚专科病种梳理难点、痛点、堵点，科研问题更清晰更聚焦。在赵晨教授领衔的“难治性弱视中心”支持下，我们梳理三大弱视治疗瓶颈，申请到国自然基金面上项目、青年项目和市科委项目，这种项目导向更利于大合作、大攻关，产生大效益、大成果。

医院大力推动转化平台的建设，落实一系列激励转化的举措，成立医工交叉研究院和专利转化部门，科研转化的氛围“浓郁”。我们依托优势学科，瞄准感官障碍疾病发病机制及精准诊疗研究等重点方向，推进基础研究及临床转化，目前，团队申请了5个专利，4个已成功转化。

做临床科学家还要耐得住寂寞，一位前辈曾讲过一个“5年法则”。他认为，教学型医院要临床、科研两条腿走路，博士毕业后的5年决定医生的高度，这5年一旦松懈，后面的科研工作就会很难推进；如果循序渐近、稳扎稳打，哪怕一年只出一个成果，也能在科研道路上走得长远。刚回国时，我的临床技能为零，在国外也没发表过论文，非常焦虑，“5年法则”让我豁然开朗。在做住院医生时，宿舍就在汾阳路院区内，周围酒吧林立，车马喧嚣，我白天到病房轮转，下班后做实验，晚上12点回宿舍睡觉，心无旁骛地搞科研，博士毕业后两年就拿到第一个国自然基金，慢慢走了出来。

记者：临床转化中，最大的困难是什么？

文雯：最难的是怎么找到志同道合的合作者，一起将成果转化落地，如何加强产学研深入合作是我们面临的挑战和努力的方向。十年来，我们和张朋教授团队一起做弱视治疗的机制研究，并幸运地找到了杭州第三方企业参与设计完善AR设备，近四年来每周日晚上我们都会雷打不动召开三方视频会议，不断碰撞出火花，才会快速实现成果孵化。

榜样如炬为eye前行

记者：您是如何走上从医道路的？在您眼里，一个优秀的儿童眼科医生是怎样的？

文雯：姨夫对我影响蛮大的，他是位妇产科主任，小时候看到他给病人开2块钱的药，他对我说：“能用便宜的药治好病，为什么要选择贵的呢？”病人都说他好，我就觉得他了不起，长大后也想成为那样的医生。在美求学时，有幸遇到何生教授，他每周会抽出半天时间，和我一对一talk，不只聊课题，更多时候我们会讨论科学问题，这让我爱上了思考，也养成了问题导向的思维方式，现在我把这种聊天模式带给学生，传承下去。

好医生永远把病人利益放第一，而儿童眼科医生更需要细心、耐心，为了跟孩子们建立信任感和亲密感,我喜欢让孩子走到我跟前，多倾听多谈心，小孩才会配合检查，治疗才能更顺畅。我铭记前辈的话：多和孩子、家属聊病情，多花时间查体，最后的结果可能完全不同，改变的不只是小孩的未来，还有一个家庭。 好医生还要甘于寂寞淡泊名利，具有创新精神。不要在意短平快式成果，而要追求长线发展；要谦和努力，丈夫总说我不聪明但够勤奋，我相信勤能补拙。

记者：您是硕导，还担任医务部副主任兼预防科科长，医、教、研、行政如何兼顾？怎么平衡工作与家庭？

文雯：我每周一天半看门诊，一天手术，晚上搞科研，其余时间主要做医防融合等行政工作。医教研相辅相成，临床与管理也不矛盾，反而相互促进。我们将创新的临床筛查诊疗新技术和科普知识推广至社区家校，在“未病”时更早介入，打通筛、治、随访闭环链管理，积极发挥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作用。

而作为妈妈和妻子，最感谢的是家人。暑假和周末我都给不了他们，儿子4岁就知道，妈妈很忙妈妈要工作，他们都很支持我。中秋、国庆我们一般不调休，因为错峰看诊，病人满意度特别高。尤其暑假，我一般7点就坐那了，一天加满150个号并不觉得累，反而很开心，因为看到病人的眼神有光彩，听到的反馈都是正面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