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看待儿童成长陪伴师走红

余老妈，雇主家6岁的孩子这么称呼余芬。某种程度上，这个称呼代表余芬的工作得到认可，但每次听到这个叫法，她都会局促起来，“我毕竟不是他的妈妈”。26岁的余芬，已有三年多的儿童成长陪伴师（简称“陪伴师”）从业经验，她服务过上海、广州、南通等地多个家庭。课业辅导、陪伴游戏、引导儿童行为习惯等都是她的工作内容。

近一年来，“围着孩子转”的儿童成长陪伴师作为新职业在社交媒体上走红。然而，尽管有了陪伴师的介入，不少家长依然深陷焦虑，对这一职业也有诸多疑惑。有人觉得陪伴师的出现能拯救亲子关系，也有人质疑陪伴师是在“双减”政策下翻版的家庭教师。在一些专业人士看来，陪伴师存在的合理性也有待商榷。

作为家长主动邀请的“闯入者”，不少陪伴师告诉记者，只有真正进入一个家庭，才能看到其中的脆弱以及孩子的真实需要。

“陪伴”职业化

经过电话沟通、面谈、试课等一系列流程，有10年教培经验的王丹丹成功入职一个双胞胎家庭做陪伴师。

在国际学校就读的双胞胎女孩，读小学前，父母忙着创业，她们日常由育儿嫂照顾。相处几天后，王丹丹很快发现问题，孩子的情绪容易突然爆发，生活中也几乎不说“对不起”“谢谢”等礼貌用语。帮孩子养成好习惯，正是孩子妈妈坚持要雇帮手的原因之一。

陪伴过程中，王丹丹要不停提供情绪价值：之前从不分享的妹妹，愿意和姐姐换着玩桌游，王丹丹不仅当面夸奖，还写了一封长信发给雇主；对于输掉的牌局，一贯好胜的姐姐说了“没关系”，王丹丹立马称赞；孩子认真写作业，也会受到她的表扬……在王丹丹看来，这些语言都是塑造孩子品格的重要反馈。晚上7时半从别墅出来，王丹丹的工作还没结束。回家后，她要花两个小时对孩子当天的表现复盘，整理成文发给雇主。

面对不同家庭的具体情况和需求，陪伴师的工作是一种私人定制的服务。有的家庭请陪伴师，是想解决让家长头疼的作业问题。北京一位陪伴师被雇主要求培养孩子独立完成作业的能力。此前因为孩子常常无法按时完成作业，父子间多次爆发冲突。

入行前，杭州的小慧以为陪伴师和家教类似，接触后发现，陪伴师的工作内容更复杂。她不仅要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，还要关注孩子的情绪，并为孩子制定个性化的成长计划。小慧服务的第二个家庭，孩子的父亲常年出差，妈妈在创业，小慧成了和孩子相处最久的人。“我基本上就围着他们转，陪着玩游戏，生活方面也要搭把手。”

“95后”余芬入行第一个陪伴的是读幼儿园中班的男孩帅帅。做心理咨询师的爸爸和金融从业者妈妈看中余芬年轻，他们想找一个陪伴师陪着精力过于充沛的孩子。户外活动时，余芬从不和其他阿姨闲聊，只跟着帅帅，帅帅必须在她的视线里，因为帅帅有过走丢的经历。进入家庭后，余芬发现，之前的育儿嫂没有在交往行为中对帅帅进行引导，帅帅在某些方面有些过于自我，撞到别人毫无反应，也从不肯排队。

为了让帅帅有“排队意识”，余芬刻意反复训练，出门前总要提醒帅帅出去后的注意事项。余芬到帅帅家一个月，幼儿园老师反馈孩子进步很大，想请家长去学校交流。妈妈如实交代，因为家里请了陪伴师。

一家中介机构负责人把雇佣陪伴师的家长分为三类：忙碌的家长希望陪伴师可以弥补自己因为工作社交，无法每天稳定陪伴孩子的缺憾；不知道如何促进孩子发展的家长，想让陪伴师给孩子更专业的引导；还有一种是孩子身体有问题，需要特教陪伴。

今年9月，在诸暨生活的阿玉发现2岁8个月的儿子进入语言爆发期，她连忙在社交平台上发帖，想找到一位能全英文交流、会情绪管理教育、会开车的陪伴师，为此开出每月1.8万元的工资。阿玉工作繁忙，孩子2岁前都由育儿嫂和妈妈、婆婆一起照顾。育儿嫂离开后，孩子由妈妈和婆婆带了几个月，她发现孩子衣食住行不成问题，但学习能力没有很大提升。身边有人劝阿玉，孩子既然已经上了托班，不用大费周章再请陪伴师。可阿玉认为，学校确实给了孩子秩序感以及和同龄人交流的时间，但他在家里的时间更长，有了陪伴师，能在更轻松的环境下巩固在学校学到的知识。尽早让专业人士给孩子指导，可以更早让孩子发现学习的兴趣。

一位陪伴师坦陈，儿童陪伴师大部分还是指向K12学习的需求，“教育是刚需，孩子从学校回来，作业总要有人辅导，也要有人带着运动，家长做不到的时候，陪伴的需求就出现了”。

缺席的家长

王丹丹的工作从14时30分开始。她和家庭司机一道去接双胞胎女孩放学。在回家路上，王丹丹给她们讲历史故事、品德故事。“19时30分必须完成所有事情，20时准备睡觉，20时30分要睡着。”高效，是雇主对王丹丹陪伴孩子的要求之一。最基本的规则体现在孩子的时间表上，英文学习、作业辅导、游戏互动、户外运动等，每一项的时间都准确到分钟。

设计幼儿的一日流程、周计划、月计划这类表格，几乎是儿童成长陪伴师的职业标配。有的计划表细致到专门列出孩子的洗头时间。有的家庭会要求陪伴师严格执行计划表，甚至具体到每天书看到哪一页。

小慧第一次陪伴的孩子只有两岁半。她做了计划表，预想着孩子应该能按照计划表配合，但跟孩子互动后发现，她原来设计的很多活动没法开展，这种情况常发生。在工作的第二个家庭，雇主要求小慧及时了解每天幼儿园里的活动，以便研究孩子在哪些方面可能没有获得提高，再额外补充。“比如今天体育活动时间不够，晚上我就多陪孩子做些户外运动，如果参加一些艺术活动没完成作品，我就陪伴她把这些作品完成。”

大部分陪伴师陪伴的孩子年龄集中在3至10岁，不过也有例外。

成都的陪伴师阿冰第一次做陪伴师就遇上一个辍学在家、患有抑郁症的16岁少女。女孩总是待在反锁着的房间里不愿出来。雇主对阿冰的要求是，看护好女儿的安全，开导情绪。女孩在房间里一有动静，雇主就催阿冰去看看。阿冰明白，自己是替家长看着孩子，不要有自残的行为。陪着打游戏、锻炼，女孩过得日夜颠倒，阿冰也跟着熬夜。

按照一些中产家长给孩子规划好的最优教育路径，上国际学校，高中出国读书，之后继续申请国外大学，英语算得上最迫切的需要。余芬在陪伴师市场里有绝对的竞争力——她英语专业毕业、考过专八、有高中英语教师资格，又有教培经验。在上海闵行区一户人家面试时，家长告诉余芬，希望能给孩子创造一个英语交流环境。但一个月下来，余芬仍没明白这个家庭的核心需求是什么，她猜自己会不会只是他们装点门面的工具人。余芬每天工作最长的时间是在车上，跟一年级的男孩和二年级的女孩去各种培训班。语文、数学都去了专门的老师家补课，留给余芬辅导英语作业的时间其实没多少。

雇主家有专职司机，余芬在车上用英语与孩子沟通，帮着他们“磨耳朵”。从别墅区的家到城区中心的国际学校，单程要1个小时，每天早上见到在车里睡着的孩子，余芬不忍心叫醒他们。在她看来，这种看似高效的安排有些过头，“孩子也要有喘息的时间”。小男孩的身高不达标，身体状况跟不上密集的学习安排，应该增加休息时间。

陪伴师阿冰发现，比陪伴小孩更困难的是与家长沟通。有的家长对孩子要求过高，有的则过于溺爱，还有的家长对教育缺乏正确的认识，这些都给陪伴师的工作带来不小的挑战。

当初面试时，有不少学历更高的竞争者，最终余芬成功入职，她以为雇主看重的是自己的经验和专业。真正进入工作，余芬却总感受到一种不信任，这让她有挫败感，“陪伴师是家长的帮手，但他们并不认为陪伴师是专业人士，只是请一个家教而已”。在南通工作4个月后，原本签了长期合同的余芬提前结束工作，“这份工作实在找不到自己的价值”。

“小孩如果没有被引导好，就是你的能力不匹配，我们不需要你，换下一个老师，家长从来不找自己的问题。”一位陪伴师吐槽，将儿童的表现和陪伴师的工作效果粗暴挂钩并不公平。

和一些孩子相处一段时间后，他们会喊余芬叫余老妈，余芬有些介意这一点。“孩子把对父母的情感寄托放在我身上，并不是一件好事。一方面说明我跟他感情好，但另一方面，是不是说明父母对孩子的关注度不够？”有阵子，余芬变得焦虑又自我怀疑。“我真的能帮助得了孩子吗？”她想不通，明明自己已经给雇主提了建议，但家长没有采纳。“做陪伴师时间越久会发现，有些问题不是我能解决的，也不是一两年能解决的。”后来，余芬不断告诉自己，养育的主权还是在父母身上。“高质量陪伴不一定是每天的，可能有的家长很忙，哪怕说这一年只给小孩一两个小时，但这段时间里你们可以在家里玩捉迷藏，或者两个人去骑自行车，不一定要花很多钱。是你在听孩子说话，是一种平等交流。”余芬说。

行业待完善

要做陪伴师，你最好长相普通，没有过分漂亮，但也算不上丑。不要太高也不要太矮，不要太瘦也不要太胖，不要单眼皮，不要牙齿不整齐，不要属虎，不要脚大，不要长痘……一位“95后”陪伴师罗列家长们的各种要求。余芬在视频面试时因为偏胖被淘汰，雇主担心她在做游戏时追不上孩子。即便雇主的要求千奇百怪，在中介机构负责人看来，去年开始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陪伴师行业。

钱多、事少，是不少人对陪伴师的最初印象。余芬了解到，今年在行业内收入最高的陪伴师达到一年税后工资84万元，但不同陪伴师之间薪资浮动差异巨大，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，“高收入对应高要求”。

余芬想劝退那些对陪伴师高薪抱有幻想的同龄人，“这个职业的付出，比想象中多得多”。有时看到社交平台上一些陪伴师的账号，余芬很困惑，她们是怎么做到既做陪伴师，又写公号文章，还能直播？自己做住家陪伴师时，几乎没有社交时间。

很多初入行的陪伴师还没找到工作，已经先投入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成本。阿冰刚从篮球教练转行时，在家政公司培训考取早教和育婴师证。真正工作后，她才发现这两个证件并不必需。雇主带着双胞胎女儿出国生活后，王丹丹开始寻找新的工作机会。她跑了几家家政公司，发现几乎都是把育儿嫂的课程直接改个名字。小慧也经历过几种套路，有的平台要先收服务费，再推荐家庭、安排面试、提供上户指导。

儿童成长陪伴师尚未列入人社部的相关职业目录。是陪伴师，还是保姆、育儿嫂，抑或是家庭教师？对于还在起点的行业，不论是雇主还是陪伴师自身，都对职业的定位不够清晰。而陪伴师对这份工作更困惑，职责范围被随意扩大。第三份陪伴师工作开始前，阿冰和雇主谈好只陪伴孩子，不负责家务。等到真正工作，对方希望阿冰能照着小红书学做菜，但绝口不提加工资。在上海浦东一户人家做陪伴师时，余芬被雇主要求给孩子洗衣服、整理房间。

“我不只是陪伴孩子，更是全身心陪伴这个家庭一起成长。”做陪伴师时，王丹丹迫切感到，需要有一个属于陪伴师的社交网络。因为“月薪四万”的标签登上热搜后，王丹丹建了一个陪伴师社群，已有10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陪伴师加入。她们在群里分享工作资料，也不时分享和雇主相处的故事。

在王丹丹的观察中，已婚已育的人做陪伴师更有优势，“家庭关系是复杂的，陪伴师突然进入一个大家庭，要跟孩子相处、跟整个家庭相处，需要处理人际关系的智慧”。

今年，余芬和姐姐合开了一家陪伴师中介机构，帮助有需求的家庭匹配陪伴师。她们有过收了定金又退回的经历，因为感到无法匹配家长的需求，“他们想要的是理想化的陪伴师”。

“这个行业做得越来越大，要去规范一些东西。”余芬知道，就现在的市场而言，能支付陪伴师费用的家庭依然是少数，但她期待着自己能做出流程和体系，成为一个标杆，有能力提供普惠性项目，“陪伴服务不是有钱人的专属，每个家庭都可以有”。（文中除余芬外，均为化名）

本文刊于2024年12月7日解放日报04版深度（本报记者 王倩 实习生 金颖 马文倩）